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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报 2009-4-7 1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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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教授的双重身份——王安忆印象
□李 仪
与复旦大学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王安忆也有两个身份：作家和教授。
作家王安忆，蜚声文坛。上世纪70年代至今，出版、发表的作品逾五百万字，包括小说、散文、译作、访谈及论述文章。部分作品已翻译成英、德、荷、法、俄、日、以、韩、印等语言。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四卷本的《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收入了作者从1978到2007年间发表的120余篇作品，是其30年来短篇小说的一次集合。《黄河故道人》《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与2005和2008年分别推出的《遍地枭雄》和《启蒙时代》等长篇创作和《独语》《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我读我看》《寻找上海》《街灯底下》《故事和讲故事》《重建象牙塔》《心灵世界》《王安忆读书笔记》和《王安忆导修报告》《谈话录》《对话启蒙时代》等散文、论著共同见证了作家王安忆的创作路程。
其中有不少作品获奖。《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艺作品二等奖；《本次列车终点》获1983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流逝》获1983年度全国中篇小说奖；《小鲍庄》获1989年度全国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获首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获第二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我爱比尔》获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富萍》获台湾2001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上种红菱下种藕》获台湾2002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富萍》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二等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艺创作精品奖；英文版《小鲍庄》获美国落杉矶时代书刊提名奖。刚刚过去的2008年，王安忆的长篇《启蒙时代》获得了“南方都市报”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30来年，她在创作上不断突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展示出一位严肃作家对人生承担的执著勇气和决绝姿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安忆对创作本身理性自觉的思考。几本论著从对世界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对自身创作过程的思考，到对创作规律和创作要素的提炼、归纳，以作品分析和创作实践探讨小说创作中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对作品叙述策略和艺术风格的不断探索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为她带来另一个身份：教授。
1994年，王安忆在复旦开设了一门小说研究课，其讲稿经整理后出版为《小说家的十三堂课》。2004年2月24日，她正式受聘复旦，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授，并指导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2004到2009年，一共指导了三名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2006年复旦大学获批了国内首个写作方向的硕士培养点，2007年开始招生，至今，共有四名学生跟着王安忆攻读这个方向的硕士学位。谈及学生，她总是很快乐。
王安忆来到复旦，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中心。该中心先后举办过史铁生、宗璞、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刘醒龙、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以及中韩、中法、中新等跨国作家对话会。成立以来，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作家、学者为复旦学生开设讲座。还有两次难得的授课，分别是：2007年10月，邀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教授贝蒂·史夫利特和约翰·舒尔茨开设短期写作训练课，作家严歌苓协助此次教学；2008年9月德国学者顾彬受邀开课。中心的工作刺激着复旦大学文学创作的热情，为写作硕士点的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2009年的第一个学期，王安忆教授在中文系开设一门“文学写作实践”课程。课程以讨论为主，选课的18名学生分编为A、B两个小组。第一次讨论由A组参加（B组旁听），王老师给出关键词“邂逅”，要求每个同学用“邂逅”编一个故事，故事不需要很完整，但要明确人物、地点、时间。学生轮流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个过程中，她总是要追问同学为什么会给出那样的设计，她通过追问人物的家庭背景、身份等来刺激课堂的想像力，引导大家想办法去解决人物性格、解释人物的行动。完成这个环节后，她将选取其中一个故事，作为大家共同的故事，然后通力合作，使故事能够继续下去。学生们以接力的方式，即下一个同学接上一个同学所讲述的情节去发展故事。她要求学生用细节完善故事，让人物性格越来越明晰，以至，到最后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眼前似乎都能看到这些角色的身影，然后慢慢体味这个故事是如何被大家虚构的。
大课之外，王安忆坚持为自己带的硕士生一周开设一次小课。几乎每次上课，他们的王老师都会带几本期刊来，里面零星夹着彩色的便条，那些是她精心为学生所挑选的期刊阅读材料，这些作品是他们小课的主要讨论资源。学生们惊讶于老师的阅读量，也深为此感动。
除了开设专门课程和定期的讲座，在复旦，王安忆还承担着两个科研项目，并且每年都会有近万字的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暗夜里的狂想——作家王宏图
□宏 图
王宏图在自己连绵的白日梦中采撷了一些零散的断片，将它们拼缀成连贯的画面。他喜欢华美的风格，因而在文字上添加了许多浓艳的色调，它们和一些不乏刺激性的场面结合在一起，酿成了“巴洛克”式的文风：华美，堂丽，奇崛。他想以这种方式，让人们在不安和紧张的叙述中感悟到埋藏在世界纤巧的表层下的悲怆与沸腾的激流。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以及尚未结集的中篇小说《千年等一回》《一一风荷举》《赤潮》，短篇小说《似花还似非花》《合家欢》等也属于同一类型。
据了解，王宏图的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的构思也萌自暗夜，某个神秘的时刻：它受了外界的强刺激，开始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一团若有若无的烟雾，一纹精巧细密的涟漪，一段低徊温婉的旋律；随后它的内核一点点成形，渐渐向外扩展，撑破了细软的外壳。此刻，它还是太干枯，太单薄。在日夜的交替中，主干的四周长出了毛茸茸的枝叶，有时长势如此喜人，近乎疯长，青涩的汁液不时铺溢而出。在写作最后的冲刺时分，他觉得不是自己在写它，而是它假借着他的手腕分娩而出。当全篇稿子尘埃落定之际，翻看着写下的词句，他会感到一种难得的快乐，像母亲抚摸着刚出生的婴儿，沾着血污，但又那么完整，如一个结晶体，光彩熠熠。
这部作品起始的万余字是在上海写成的，那已是初春时节，空气中还萦回着冬日料峭的余威。随后王宏图因校际交流到日本任教一年，在川端康成悉心讴歌的京都度过了孤寂的日日夜夜。那种孤寂是实实在在的，除了几个中国朋友和懂汉语的日本教师，他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人际交往。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国，90年代中期在美国也过着孤寂的生活，但英语至少使他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半透明的联系。这一次几乎是完完全全的隔绝。王宏图本人尽管对日本的文学、音乐情有独钟，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学日语，连五十个假名也没认全。他发现自己僵化的头脑再也学不会任何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语言。可以想像，他走在京都的街上，观赏着故都的风情，想像着源氏公子的风流韵事，但噪杂的日语对他是一堵严严实实的无法逾越的墙，没有半点空隙可钻。
在京都绵绵的细雨中，他静静地写着这一段段上海的故事。对于王宏图，它成了一个私人的招魂仪式，在周围沙漠般的静寂中，它将上海滩上热腾腾的场景在屏幕上复活，他又一次闻到了那种独特的气味，那喧嚷起伏的声响，随后它们一齐沉寂下来，随着电脑的关闭，躺倒在比特世界的深处。
但到最后，他还是不知道这部作品真想表述什么，他只觉得它像一个生命在体内孕育后，在经历了左冲右突的发育期后安然诞生。他说不出理由，有时甚至觉得给作品添加任何理由都是虚伪的，生命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四月里的樱花，霎时间绚烂夺目，转瞬便花枯叶败，化为尘土。就这样，不需要理由，有的只是永恒而不知疲惫的荣枯盛衰。
我与写作——龚静自述
我的简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生于上海嘉定。198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任教于上海医科大学人文部。现就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有《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城市野望》《写意——龚静读画》《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倾听生命》《20世纪，谁左右了我们的视听》等著作十多部。
作品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都市女性散文》《上海作家散文百篇》《2001-2002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散文杂文卷）《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等多种散文随笔选集。作品被选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高一年级第一、第二学期）。
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12月）。
获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4月）。
我与写作
我与写作的缘分已经很久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始，至今已出版了14部著作（不包括在报刊上发表的未结集的文章），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科学人文、社会生活、自然山水等，但贯穿的表现方式依然是散文随笔的形式。即使写作文学/艺术/科学等题材，也还是选择了这一形式。到目前为止，散文随笔还是我主要的创作形式。
现在想来为什么当初选择散文随笔的方式延续大学时代与文学的缘分，可能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结构、形式、思想、文化生态等诸多激烈变动带来的种种现象/困惑/问题有关，我觉得用散文随笔这种文学体裁来表达真实而直接，在散文中你必须真诚面对，面对生活种种，面对自己，你必须锤炼自己，深入思考，然后选择妥当的语言、文体表达出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城市野望》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后，创作上也就较多以散文随笔的方式来切入了。生活资源、文化资源都是创作的来源。所以，写社会生活/文化、写绘画、写艺术、写读书笔记、写书评，也以随笔的方式融合科学现象和人文思考。如此进行一个一个主题的散文系列写作，如此可将所选择的主题得到尽可能充分的拓展。这样的写作是慢慢的，有一个一个台阶的感觉，而在每个主题中，在写作方式上，语言表达上，也都有不同的追求。
说到了形式上的表达，我觉得不同题材也需要不同的处理，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结构的，或者是文章整体的意境的。当然，作者总的风格还是会有所共同的呈现。比如，我写绘画散文，就比较有意识地多吸取文言文的简略简净，结合白话文的悠长感，希望营造一种宋元山水画般的深远悠远余音袅袅的意境。而在《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一书中，关涉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审美表现，我用平实而有意味的语言来编织，期望有一种平静中回味的感觉。读者的回馈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一位作家朋友说读我这本书“有一种在月光下泛舟的宁静之感”。有的读者因此而勾连起自己很多美好的回忆，那种温暖绵长的、温润如玉的感觉。
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体会到散文这种文体的包容、弹性、丰赡、表现力。
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诗《秋日偶成》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两句最是率性自然、超脱功利之感。放在写作上来说，也是如此。万物和你生命融合，和你的文字融合，当然，文字的世界也是四时佳兴啊。
体验，静观，机智，才能，文字功夫，在其他人写过的地方如何伸展，这个就是造化了。
曾经上过《汉语写作》的课程，体会到在写作教学实践中，因为有了个体写作上的一些体悟，这样在分析一些具体篇章，讨论一些创作问题时，传达出来也就比较生动可感了，也使得写作课拥有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认真讨论、表达看法、所谓“诗言志”的氛围。文学创作不是能教出来的，创作所需要的阅历、见识、体验、感悟等，更多地来源于一个人生活和艺术素养的积累/实践，来源于一个人生命的不断成长、省思，但经由写作课这样一个平台的探讨梳理，互相的启发，这样一种生气灌注的文言文心文情对创作而言是非常有意思的。
热爱创作的写作老师——梁永安印象
□郭 函
梁永安的文学创作，起始于少年。那时正值“文革”，他随父母由西安到云南，上了初中。一进校就选入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乐队里弹月琴。后来又进入德宏州歌舞团乐队，参加排演了《白毛女》和《沙家浜》。演出队和歌舞团需要一些小剧本，梁永安被“委以重任”，于是有了他写的《拉练路上》等小剧的上演。不过，梁永安对戏剧写作兴趣不大，因为他最爱的还是小说。1971年春，他离开了歌舞团回到高中学习，“走后门”当上了学校图书馆的课余管理员，目的当然是能够经常看中外名著。有天中午，他在教室里一人闲坐，忽然觉得看过那么多的作品，能不能自己也写一篇？于是立刻动笔，当天完成，第二天就投给省里的文学杂志，没想到很快发表了。这篇四千来字的《没法说》，可以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起步。然而这个起步并没有变成通途，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坎坷时期，创作的主旨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一个高中生如何消化这样的“主题”？后来他随着当时的潮流到傣族村寨插队，两年后又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当电工。期间他写了一些小说，但都没有投出去，因为感觉和“时代的主题”相距太远。
1978年恢复高考，是梁永安命运的一次大转换。那时他连续当了两年工人标兵，独立安装了工厂的发电机组，对半导体电路十分着迷。面对高考志愿，他在复旦大学的“微电子”和“文学评论”两个专业间犹豫不决。然而终究是他的文学本性起了决定作用，最后他跨入了复旦的文学之门。来到复旦，他四年里只发表了一篇小说《过去的故事》，描述云南知青的生活。他的时间安排的很拥挤，每周规定了自己必须读完的书，特别是先秦到魏晋的文学典籍。在熙熙攘攘的校园生活中，他还是个活跃的人物，担任过学生会、校刊、《复旦风》杂志的种种工作，读研究生时还是研究生会的主席。不过他坦言，做这些事情，都有些“私心”：想在各种场合和环境中观察当代人的变化，看看“人”这个“物种”在不同条件下的微妙情状。在内心里，他是个“厚古薄今”的旁观者，喜欢唐代以前的文化和生活，尤其是西汉到东晋那些文人有自由精神的大时代。“那几个朝代，有点志气的男人都想做大事，文人也是这样。”他现在上课时，无意间还会提起这样的话头。这种文化心情，渐渐形成了他的一个心愿：写一部三卷本历史小说，把从建安到东晋的文人精神复现出来，用慷慨遒劲的“文化壮士史”参与到当代的文化重建中。为了这本《魏晋风流》，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1988年还出版了一本25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莽》，对这个被后人“误读”的“书生皇帝”进行了文化重读。《魏晋风流》长达125万字，至今还在写作，成为梁永安的“中心工作”。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简单了，其他的事其实都是为这件事做铺垫。”《魏晋风流》大概就是他的“这件事”吧？
虽然心仪古人，但梁永安对当代人的生活常常充满了惊讶，常常怀着不解和好奇到处旅行，出版了记载中国人生活形迹的人物素描集《中国奇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化末端，他也随着眼见的文化现实不断地写作和判断，以“云起”的笔名，发表了文化随笔150余篇。其中的二十余篇结集为《缪斯琴弦上的猫头鹰》出版。写作之余还翻译西方小说、理论文章，对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尤为推崇。写书评也是他的一大乐事，他随着阅读，很任情地写下自己的联想，用各种笔名发表。他从来不刻意保存自己发表的文章，常常是报刊寄来了已发表的文章，转眼就进了垃圾桶。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地球上不过是一道淡淡的铅笔痕迹，时间轻轻一抹，就消失了。”说这话时，他微微笑着，有些淡然。这也许来自他的文化心情。他曾经出版过专论后现代文化的学术著作《重建总体性》，深谙个体在历史生活中往往陷入迷局，特别是对于自我的迷恋。他常常对学生讲：“人的追求，是做一流的事情，过大众的生活，不要把自己看的很重。”仔细体味，这番话颇能注解他的文学心怀，更能折射出他的迢迢心路。
爱好写作者的园地——孟金蓉的写作课理论
□金 蓉
孟金蓉，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文学写作的教学实践，复旦大学汉语写作课的主讲教师。
孟金蓉老师的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并参加《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1998年）、《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上海文学通史》（2005年）等书的撰写工作，其主撰部分得到同行的赞誉。在撰写这些有分量的文学史时，孟金蓉老师都是整个撰写群体中最年轻的一位，《上海文学通史》的主编邱明正在该书的后记中说她是文学史写作界的“后起之秀”。从这些文学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和钩沉中彰显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作家作品的把握和叙述都透露出她不同流俗的眼光。除了参加撰写这些文学史著作外，孟金蓉老师还把研究的兴趣投注到所有与文学史有关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比如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文化反思中的现代感兴——略论现代史诗对自我的重铸》是她对80年代诗坛“现代史诗”的研究；《反抗秩序──郭沫若与沈从文浪漫主义比较论》是她对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寻绎；《 精神家园的自我放逐──“寻根后”小说一瞥》是对“寻根后”小说的巡视；《风物恋故人，山水钟知音》是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推介；《君子、小人人格的新探索》是对郭沫若戏剧创作的重新观照；《略论老舍对女性解放的价值思考》是对老舍作品的读解；《恐惧的背面——评梁晓声<恐惧>》是对梁晓声创作的关注；《呼唤浪漫》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缺失的一种分析，等等。
孟金蓉老师还对海外的华人创作和海外汉语写作及翻译有密切的关注，曾发表《略论梁凤仪的（归航）系列》等论文；自2007年始担任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特约评委，对当代韩国作家作品有着更多的接触，同时对韩国当代文学创作在其整个文化生活中的成功的运作模式有密切关注，期待她在这方面能给我们带来更有意义的探索。
复旦大学的汉语写作课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一门综合选修课程，孟金蓉老师自1999年留校以后一直担任这门课的主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授课方法，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写作学的基本理论，介绍当下各类文学文体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更多地是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在比较众多的学生作品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评和辅导；在课外，通过网络与所有选课者进行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深受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们的好评。
贪玩的重要性——“才子”严锋
□苏七七
很长一段时间，我作为一个忠实崇拜者，追着看《万象》上严锋的文章。最早是从哪篇看起的呢？《好书》《好琴》还是《好棋》？真是好文章啊。而且是让人看着满心欢喜的好文章。
有时候心里也会忍不住想：严锋到底“好”在哪里呢？落在纸面上的，当然是他聪明之极，懂得多。他写《好琴》，能从一架斯坦威的baby grand说起，说到贝希斯坦，说到波森道佛，——听着这些没听过的拗口名字，不由得就要对他生起景仰之心，再听他说些“一架9英尺的德国波森道佛（Bosendorfer）钢琴，有18000个部件，琴体能承受20吨的巨大压力”之类的掌故，更觉得他像是古龙笔下的百晓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但一个人再渊博，也不可能比google更渊博，因此严锋的“好”，更在于他聪明之极，懂得“好”。他写琴，写到去听一场廉价的小型音乐会，节目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那天的歌到底唱得怎么样，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那天伴奏的琴声却对我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坐得很近，可以听到每个音符都晶莹、饱满、生气贯注，好像比歌声更像歌声。听到浓快处，只感到温暖的和弦的波涛一浪一浪地涌来，令人产生轻微的眩晕感。”这样的文字，同样也是晶莹、饱满、生气贯注的，而且有一种非常好的节奏，和融化在节奏中的深深喜悦。
从严锋的文章里看，常觉得他是个贪玩的孩子。——音乐、书、棋、天文、电子游戏。对于美好的有趣的有意思的东西，他总像是张着好奇的眼睛和耳朵。我在看了他许多文章之后，忍不住去打听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打听的结果是：他是个年过四十的大学副教授，给学生上文学课，翻译过詹明信与萨义德。如此说来，凡此音乐、书、棋、天文、电子游戏等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了。但相比起“专业”这两个读起来冷冰冰的字，“爱好”真是个听上去就暖和愉快的好词啊。专业是必须的，一个人必须有一门好手艺，自己能够糊口，也能为社会做点贡献，但爱好却是非功利的，正像康德说“美是非功利的”一样，爱好是自然与世界的美与一个人的心灵的共振，是健康而美好的人性的体现。
不过严锋的爱好实在太多了，他明显多情而不专情，写起书评来都看得出：谈到一本书的好时，满心喜爱，不由得就把它夸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再说到另一本书时，常常又表现同样的高度来。这个，简直有点像是《天龙八部》里的段王爷，没有更好，都是最好。不过对于一个变化多端的爱人来说，万变归宗的纯洁与友爱永远是一个浪子的家园。因此严锋写得最好的书评，是评一本童话：《夏洛的网》。我看了他的书评，千方百计去找了书来看后，基本上养成了和他一样的习惯：“在我以后的有生之年里，大概过两三年我就要把这本书找来看一遍，好像病人要定期吃药那样。”一本书，一篇书评，有时候是能改变人生，让人生更美好的。
严锋对于爱好，有着一种“穷其究竟”的好奇与热情，也正因此，他的爱好在最后，总是能达到一种专业的了解程度。有些爱好简直是被他自己“挥霍”了，他那么努力地探寻了它的四向边疆，最后把酒登临，未免有几分意兴寥落。可是有一种“爱好”却是没有边界的，那就是电脑，对于电脑这个疆域的开拓，他先是在音乐音响角度作了先锋性的尝试，接着成了一个电子游戏的高手，这些东西无论多么费时耗劲，都是在自己的把握之中，有着一个初民拓垦的快乐。但是网络时代到来了，面对着整个文化类型的可能转向，严锋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的支持与赞美，但却有了一点矛盾与困惑。说实在话，他写的几篇关于电脑的“思辨文章”，不如其它的文章好看，从“形而上”一点的角度考虑：我想严锋的古典主义的热情面对后现代的媒介对象时，是不是受到了一点挫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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